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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6章:多少楼台烟雨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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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可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奇怪,从永乐年到如今差不多十几年了,言官也加入了不少能人,昔日的少年,也熬成了老臣,按说这个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,怎么也出一两个精才艳艳的青年才俊,帮忙撑起场面,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仍没有,让人不免感叹人才太少。

    这种失落感,让言官们,不由得怀念洪武时代。

    那时,洪武爷以历史为鉴,确定言官制度,他们的春天的就到了,洪武爷重用言官,并且在言官的选拔与待遇上制定了完善的制度,由于言官的选拔是很严格的,他们的素质很高,从而称为明代官场上的一支特别的力量,满朝文武百官无人敢轻视。

    那时候他们也的确厉害,上至皇上,下到百姓,他们都可以毫无顾忌的弹劾,却无人不服,那个时候也是人才辈出的时候,不说御史王朴、周观等人,最耀眼的当属快口御史”的韩宜可,此人在洪武初,荐授山阴教谕,转楚府录事。寻擢监察御史,弹劾不避权贵。时丞相胡惟庸、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,尝侍坐,从容燕语。宜可直前,出怀中弹文,劾三人险恶似忠,奸佞似直,恃功怙宠,内怀反侧,擢置台端,擅作威福,乞斩其首以谢天下。帝怒曰:”快口御史,敢排陷大臣耶!”命下锦衣卫狱,寻释之。

    九年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。时官吏有罪者,笞以上悉谪屯凤阳,至万数。宜可疏,争之曰:”刑以禁淫慝,一民轨,宜论其情之轻重,事之公私,罪之大小。今悉令谪屯,此小人之幸,君子殆矣。乞分别,以协众心。”帝可之。已,入朝京师。会赐诸司没官男女,宜可独不受。且极论:”罪人不孥,古之制也。有事随坐,法之滥也。况男女,人之大伦,婚姻逾时,尚伤和气。合门连坐,岂圣朝所宜!”帝是其言。后坐事将刑,御谨身殿亲鞫之,获免。复疏,陈二十余事,皆报可。名声之响亮,可谓无人能比拟,让人好生羡慕,单说胡惟庸到也罢了,就是洪武爷也被他骂了好几回,这样的榜样,又怎么能不让人怀念呢,虽人人都以为韩御史为榜样,无奈有心无力,科道言官虽越来越多,终究是少了先辈的那点血性,最终泯然众人矣,这也是科道不昌盛的原因了,好在还有一个李时勉,不得已只好请这位老人家充充场面了,希望能凭着前辈的名声,一举震慑杨峥,免费口舌,那最好不过了。

    只可惜算盘打得太好,未免太不现实,先是那帮翰林院的编修,庶吉士不知怎么了,从今日一早就开始上书言语言官的不是,一篇篇的文章引经据典,把个科道骂得体无完肤,让这些自以为骂人为职业的言官都羞愧自如,尤其是那个曾鹤龄竟不顾体统,直接写几句“上堂已了各西东,惭愧阇黎饭后钟。三十年前尘土面,如今使得碧纱笼”。这就是打言官的脸了,这可是一个有名的骂人典故了,说的是大唐乾元年间进士王播的故事,他年轻时家境贫寒,寄居在扬州一座寺院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科考,久而久之,庙里的和尚对这个终日闷头读书、不事生产只吃白食的人非常厌恶,有一天就想整他一下,由于寺院开饭是以敲钟为号,因此这一天和尚们故意吃过饭才敲钟,王播听到钟声来到饭堂,发现只剩下残羹剩饭,非常愤怒,但又对寄人篱下的现实无可奈何,只好作罢,提笔在墙上写了两句诗抒发心情:“上堂已了各西东,惭愧阇黎饭后钟。”阇黎是对和尚的一种称呼。

    后来王播发奋读书,终于考中进士,并被派到扬州做官,他上任后又故地重游,来到当年寄居的这座寺院,此时看到的却只有和尚们的谄媚和逢迎,甚至当年落魄时写的两句诗也被和尚罩上了碧纱保护起来。王播非常感慨,就又提笔续了两句:“三十年前尘土面,如今使得碧纱笼。”算是彻彻底底的打了一回和尚的脸了。这本是个典故,可用在这儿就太明显了,人家分明就是来让他们难看的。

    单说这个含蓄的骂人法,诸位科道同仁们还能镇定,可那马愉就太不地道了,这厮写诗词歌赋虽比不上曾鹤龄,但用隐喻骂人却是高人一等了,他也不知从哪儿想到了好一个的隐喻,竟将他们这帮饱读圣贤之书的言官,愣是隐喻成了一群疯狗,还是专门咬人的狗,具体来说,就是这群疯狗见不得有人过得好,更见不得人犯点小错误,一旦被他们发现,他们就充分发挥了疯狗的潜质,对着他们不满的人,或者在他们眼里,必须要撕咬的人汪汪大叫,叫得天下皆知,而被咬的人,不过是鸡毛蒜皮大点的小事,你发火吧有损形象,所以只能自己憋气。而叫唤过的狗就从此身价倍增,成为升官加爵的宠儿,他们常常以此为人生最大的得意之处,认为自己是一条忠诚的疯狗,直言犯谏,敢骂皇帝。貌似英勇无比,但细看看他们的骂人文章,却都在小问题上唧唧喳喳,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。可皇帝顾全天下,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,而落下惩罚疯狗的罪名,所以上至皇上,下到黎明百姓,明明生气,还得忍着。可这些疯狗却以皇上怕了他们,天下的官儿、百姓怕了他们,他们开始肆无忌惮的四处撕咬人,早已忘记了他们本应该有的责任,一心想着名扬天下,名垂千古,只可惜骂人的疯狗不少,真正骂到流芳百世的,却也只有周观、韩大人这么几个人,人家才是真正为国家前途而骂。至于其他大多数人,相似的言行,却有着本质上不同,说到底不过一只咬人的疯狗罢了!

    这样隐喻的一番话儿,如眼力劲儿差了点,还以为人家在说狗呢,哪知道人家这是以狗来骂他们。

    如今的言官虽说没有韩宜可,周观这样的大人物,但言官作为“治官之官”,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。自洪武就定下了规矩,“考选之例,优者授给事中,次者御史,又次者以部曹用。”能成为言官,足以证明其本身才学就是大明最为优秀的官员,不仅如此,他们的政治素养、德行品格、学识经验、体貌年龄等方面,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,入选言官者必须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都具备,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,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,渊博的文化知识,善辩的口才,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,以及年富力强、体貌端厚等条件。从实际情况看,明代九成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,还是成绩最好的,足见他们自身的本事并不小,因此曾鹤龄的这番指桑骂槐、马愉的隐喻,他们还是能看得出来,听得明白的。但有些事情,看得太明白,听得太清楚未必是件好事,就比如今日一早他们一个个气得面色铁青,大骂不止,就差没把翰林院那帮状元郎、庶吉士的祖宗问候几遍,有些气不过的言官,干脆就卷起了袖子,开始写起了文章来,放出话儿要狠狠将那帮天之骄子参上一本,好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尊老爱幼。

    哪知人家翰林院迅速做出了回应,且还是老把戏,以诗词歌赋,以典故、以隐喻骂人,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,最狠的,也不知是谁引用了大诗人杜牧的“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作为反击,这诗儿就太过隐喻了,那帮可怜的言官,也不知哪儿出了毛病,竟一时没反应过来,愣是把这两句诗词当做了赞美,大感得意,最后还是那帮庶吉士亲自解说了一番,这帮言官才算是回过味儿来,那一张张的老脸登时白一阵,青一阵。

    要说这隐喻也太狠了,谁都知道大诗人杜牧好手笔,语言清丽,情韵绵长,风调悠扬,在艺术上别具一格,若没有真本事,未必能体会其中含义,这两句诗词,其中的典故与南北朝时期南梁朝武帝萧衍有关,他虽然于治国上颇有建树,但是也因酷爱佛教而受到后世非议,并被冠之以“和尚皇帝”的称号。他在位后期,居然上演了几次到寺中出家的闹剧,甚至要大臣们用钱来赎,前后花费了四亿钱之多,由此朝政也渐渐荒废。杜牧生活的唐中期时代,也是佛教大发展甚至是恶性发展时期,因此杜牧本人对佛教有一种厌恶情绪,使他对以“佞佛”著称的梁武帝颇有微词,因此在这首诗里,前两句描绘了江南风光,后两句话锋一转,表明上赞叹寺庙规模宏大,实际上暗讽了萧衍盲目崇信佛教的荒唐可笑。而庶吉士用这两句来骂言官,其寓意如何,不用多说,都在诗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