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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照应，这个我又没有办法，我又不想得这个病。朱亮连忙把话题岔开，说我们说点高兴的事，说大家这么聚一聚不容易，说他突然回想起了当年的四川酒家，那次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结婚宴，就在大堂的角落里，人不多，朱亮与我就算是男方代表了。
“我记得你当时还写了两个很大的字，是什么字的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‘好吃’。”朱亮神采奕奕，看了我一眼，仿佛在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往事“在美国的时候，我老是有意无意地想这两个字。美国佬什么都好，就是在吃上面，太差劲，太他妈没文化。”
朱亮说他很想再去四川酒家吃一顿，今天的宴会太高级了，太奢华，他很想重温旧梦，重新体验一下在大堂里用餐的那种感觉。朱亮的话把大家又一次都带回到了当年，我们仿佛又进入了美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年头，口袋里也没什么钱，上馆子太难得了。那年头，我们都还年轻，前途渺茫又前途无限，街上流行穿喇叭裤，耳边响着邓丽君的歌曲。一时间，往事重来，好像就在眼前。藏丽花看着黄效愚，笑着说黄效愚你不会后悔吧，你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反对，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们，都觉得我们年龄差距太大，都觉得我们不般配。在美好的回忆气氛中，藏丽花满脸通红，突然变得很兴奋，说好在你的这两位老同学还不错，肯给我们面子，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，见证了我们这段有点糟糕的婚姻。藏丽花越说越高兴，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黄效愚的脸色凝重。终于，藏丽花在最后又说了一句，说没想到转眼就快三十年，黄效愚他现在想后悔也不行了。
黄效愚板着脸，很生硬地冒出了一句：“藏丽花，你听好了，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从来没说过后悔娶你！”
藏丽花一怔，调皮地伸伸舌头，说：“你说这个干吗？”
黄效愚说：“我不想听你这么说。”
藏丽花说：“好吧，对不起，不说了，我又说错了。”
黄效愚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从来没有！”
说完，黄效愚竟然像孩子一样地痛哭起来。
藏丽花最后与罗本也闹得有些不愉快，罗本答应尽快为黄效愚印一本高规格的书法集，七拖八拖，都两年多了，迟迟还没有印出来。黄效愚对这事倒不是很在乎，有人喜欢他的字，能够欣赏他，还愿意为他宣传，这就很好了。就可以心满意足。藏丽花担心罗本会将那些字据为己有，出于对罗本的信任，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。毕竟是多少年探索的积累，是黄效愚书法中的精品，而罗本恰恰又是个很识货的人，知道这些墨迹的真实价值。
我最近的一次见到黄效愚是在一周前，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刚跟在美国的朱亮通过电话，拜托他为藏丽花买一种刚研发出来的新药。黄效愚告诉我，藏丽花的病情最近还是加重了，并且已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，不过现在略有些好转，基本上是度过了这次危险期。过去的几个月，他们一直是在医院小心翼翼度过，生活在恐惧之中。这几天藏丽花的精神还不错，很想跟人聊聊天，如果我有时间，可以去医院看看，陪他们说说话。
第二天，我买了些水果和鲜花，去医院探视。在病房门口，黄效愚拦住了我，说鲜花的香味会引起病人过敏，绝对不能拿进去。我有些尴尬，只好将鲜花放在过道上，远远地，半躺在床上的藏丽花看见我了，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。对我挥了挥手。她剃了一个差不多是男孩子的发型，看上去要年轻许多，我笑着向她走过去，她显然很意外我会去看她。
我安慰她说：“你看上去不错，很有精神！”
藏丽花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
黄效愚在一旁跟我解释，说前些日子她很不好，他们的儿子专程从新加坡赶回来，现在情况稳定了，又回新加坡读书去了。藏丽花抱怨说，我说儿子不用回来，要准备毕业论文，他回来有什么用，又帮不上什么忙，是黄效愚非要让他回来。藏丽花的声音很低，完全不像过去那样精气神十足。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，藏丽花笑着说，我知道会躲不过，但是这一次好像还不是，我知道这一次还不是。说了这么几句，非常虚弱的藏丽花已经气喘吁吁，没办法再说不下去。黄效愚连忙上前照顾，让她不要多说话，然后又回过身来对我说，因为不停地咳嗽，她嗓子早就哑了，现在也没什么力气交谈，因此我可以随便多说几句，说什么都行，能让藏丽花听见就行。
事实上我在病房里并没有待多少时间，更没有说什么话，她住的是高干病房，条件很好，有空调有电视还有卫生间，不一会，医生前来查房，很不客气地对我说，病人需要休息，最好不要跟病人多说话。此外，外面很不干净，我这样冒冒失失地进来了，非常容易把细菌也带进来。我很快就被赶出了病房，只好在楼道里与黄效愚聊会天，有一句无一句地说着，就站在病房门口，这样，藏丽花远远地还能看见我们。
黄效愚很平静地说已很久没有写字，自从迷上了书法，他还不曾有过这么长时间的不碰笔。对于一个天天要写字的人，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他说昨天与藏丽花单独相对的时候，自己突然之间想明白了，原来真正不写字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太阳照样会升起，日子照样还可以过。黄效愚觉得遗憾和可惜的，是藏丽花的身体不会再恢复了，如果她的身体能够康复，如果她能重新获得健康，他宁愿焚琴煮鹤，把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字都烧了，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再去碰毛笔。黄效愚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显得十分平静，没有丝毫的激动，显然他知道藏丽花正看着我们，他不想刺激她。说到最后，黄效愚苦笑着说，藏丽花要是不在了，他一个人写字还有什么意思呢，他干吗还要写字呢。
也许是藏丽花看着我们的缘故，我的表现也像黄效愚一样平静。我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一边听他说话，一边不时地看藏丽花一眼。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，我笑着对藏丽花挥挥手，若无其事地捏了捏拳头，仿佛是在鼓励她要挺住，然后在同样带着微笑的黄效愚陪同下，缓缓走向电梯。电梯迟迟不上来，离开了藏丽花的视线，一时间，大家反倒无话可说，都在看门框上方的阿拉伯数字。突然，黄效愚的眼睛红了，他无限感慨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他们夫妇本来打算为我联手写一幅字，在过去这很容易，现在看来，曾经非常容易的事，已经永远不可能了。
离开医院的路上，若有所失的我感到很茫然，周围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说老实话，就是到现在，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字究竟有多好，可以卖到多少钱一尺。我只知道他们的字已经很值钱，未来还可能会更值钱，有很大的升值空间。艺术说到底，不是用钱来衡量，然而也只有用钱，才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。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希望他们白头偕老，天天能够写字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。当然，如果他们能联手写一幅字，挂在我的书房，这样也挺好。
肯照应，这个我又没有办法，我又不想得这个病。朱亮连忙把话题岔开，说我们说点高兴的事，说大家这么聚一聚不容易，说他突然回想起了当年的四川酒家，那次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结婚宴，就在大堂的角落里，人不多，朱亮与我就算是男方代表了。
“我记得你当时还写了两个很大的字，是什么字的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‘好吃’。”朱亮神采奕奕，看了我一眼，仿佛在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往事“在美国的时候，我老是有意无意地想这两个字。美国佬什么都好，就是在吃上面，太差劲，太他妈没文化。”
朱亮说他很想再去四川酒家吃一顿，今天的宴会太高级了，太奢华，他很想重温旧梦，重新体验一下在大堂里用餐的那种感觉。朱亮的话把大家又一次都带回到了当年，我们仿佛又进入了美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年头，口袋里也没什么钱，上馆子太难得了。那年头，我们都还年轻，前途渺茫又前途无限，街上流行穿喇叭裤，耳边响着邓丽君的歌曲。一时间，往事重来，好像就在眼前。藏丽花看着黄效愚，笑着说黄效愚你不会后悔吧，你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反对，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们，都觉得我们年龄差距太大，都觉得我们不般配。在美好的回忆气氛中，藏丽花满脸通红，突然变得很兴奋，说好在你的这两位老同学还不错，肯给我们面子，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，见证了我们这段有点糟糕的婚姻。藏丽花越说越高兴，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黄效愚的脸色凝重。终于，藏丽花在最后又说了一句，说没想到转眼就快三十年，黄效愚他现在想后悔也不行了。
黄效愚板着脸，很生硬地冒出了一句：“藏丽花，你听好了，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从来没说过后悔娶你！”
藏丽花一怔，调皮地伸伸舌头，说：“你说这个干吗？”
黄效愚说：“我不想听你这么说。”
藏丽花说：“好吧，对不起，不说了，我又说错了。”
黄效愚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从来没有！”
说完，黄效愚竟然像孩子一样地痛哭起来。
藏丽花最后与罗本也闹得有些不愉快，罗本答应尽快为黄效愚印一本高规格的书法集，七拖八拖，都两年多了，迟迟还没有印出来。黄效愚对这事倒不是很在乎，有人喜欢他的字，能够欣赏他，还愿意为他宣传，这就很好了。就可以心满意足。藏丽花担心罗本会将那些字据为己有，出于对罗本的信任，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。毕竟是多少年探索的积累，是黄效愚书法中的精品，而罗本恰恰又是个很识货的人，知道这些墨迹的真实价值。
我最近的一次见到黄效愚是在一周前，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刚跟在美国的朱亮通过电话，拜托他为藏丽花买一种刚研发出来的新药。黄效愚告诉我，藏丽花的病情最近还是加重了，并且已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，不过现在略有些好转，基本上是度过了这次危险期。过去的几个月，他们一直是在医院小心翼翼度过，生活在恐惧之中。这几天藏丽花的精神还不错，很想跟人聊聊天，如果我有时间，可以去医院看看，陪他们说说话。
第二天，我买了些水果和鲜花，去医院探视。在病房门口，黄效愚拦住了我，说鲜花的香味会引起病人过敏，绝对不能拿进去。我有些尴尬，只好将鲜花放在过道上，远远地，半躺在床上的藏丽花看见我了，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。对我挥了挥手。她剃了一个差不多是男孩子的发型，看上去要年轻许多，我笑着向她走过去，她显然很意外我会去看她。
我安慰她说：“你看上去不错，很有精神！”
藏丽花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
黄效愚在一旁跟我解释，说前些日子她很不好，他们的儿子专程从新加坡赶回来，现在情况稳定了，又回新加坡读书去了。藏丽花抱怨说，我说儿子不用回来，要准备毕业论文，他回来有什么用，又帮不上什么忙，是黄效愚非要让他回来。藏丽花的声音很低，完全不像过去那样精气神十足。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，藏丽花笑着说，我知道会躲不过，但是这一次好像还不是，我知道这一次还不是。说了这么几句，非常虚弱的藏丽花已经气喘吁吁，没办法再说不下去。黄效愚连忙上前照顾，让她不要多说话，然后又回过身来对我说，因为不停地咳嗽，她嗓子早就哑了，现在也没什么力气交谈，因此我可以随便多说几句，说什么都行，能让藏丽花听见就行。
事实上我在病房里并没有待多少时间，更没有说什么话，她住的是高干病房，条件很好，有空调有电视还有卫生间，不一会，医生前来查房，很不客气地对我说，病人需要休息，最好不要跟病人多说话。此外，外面很不干净，我这样冒冒失失地进来了，非常容易把细菌也带进来。我很快就被赶出了病房，只好在楼道里与黄效愚聊会天，有一句无一句地说着，就站在病房门口，这样，藏丽花远远地还能看见我们。
黄效愚很平静地说已很久没有写字，自从迷上了书法，他还不曾有过这么长时间的不碰笔。对于一个天天要写字的人，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他说昨天与藏丽花单独相对的时候，自己突然之间想明白了，原来真正不写字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太阳照样会升起，日子照样还可以过。黄效愚觉得遗憾和可惜的，是藏丽花的身体不会再恢复了，如果她的身体能够康复，如果她能重新获得健康，他宁愿焚琴煮鹤，把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字都烧了，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再去碰毛笔。黄效愚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显得十分平静，没有丝毫的激动，显然他知道藏丽花正看着我们，他不想刺激她。说到最后，黄效愚苦笑着说，藏丽花要是不在了，他一个人写字还有什么意思呢，他干吗还要写字呢。
也许是藏丽花看着我们的缘故，我的表现也像黄效愚一样平静。我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一边听他说话，一边不时地看藏丽花一眼。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，我笑着对藏丽花挥挥手，若无其事地捏了捏拳头，仿佛是在鼓励她要挺住，然后在同样带着微笑的黄效愚陪同下，缓缓走向电梯。电梯迟迟不上来，离开了藏丽花的视线，一时间，大家反倒无话可说，都在看门框上方的阿拉伯数字。突然，黄效愚的眼睛红了，他无限感慨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他们夫妇本来打算为我联手写一幅字，在过去这很容易，现在看来，曾经非常容易的事，已经永远不可能了。
离开医院的路上，若有所失的我感到很茫然，周围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说老实话，就是到现在，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字究竟有多好，可以卖到多少钱一尺。我只知道他们的字已经很值钱，未来还可能会更值钱，有很大的升值空间。艺术说到底，不是用钱来衡量，然而也只有用钱，才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。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希望他们白头偕老，天天能够写字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。当然，如果他们能联手写一幅字，挂在我的书房，这样也挺好。